王晓东院士谈:如何选拔和培养顶尖科技创新人才?如何让青年科学家“冒尖”?

发布者:吴浩发布时间:2023-04-15浏览次数:183

编者按


20年前,王晓东教授应邀回国创办北生所,成为中国科技体制的一块改革试验田,被誉为是“最高效的研究所”,不拘一格选拔了众多青年科学家。王晓东教授说,他实验室里过去十年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是从徽州师范学院毕业的。


20年后,已经是中国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双料院士的王晓东决定在清华大学致理书院开设“晓东科启”本科人才培养项目,引导学生把科研转化为产业一线应用,并希望可以把学生送到一线企业去看看。


以下是他做客清华大学书院时关于顶尖科技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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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培养拔尖科技创新人才?


首先来说,拔尖科技创新人才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世界级卓越。以我们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邵峰院士为例,他作为典型的拔尖科技创新人才,影响了整个所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层次。


什么是真正的世界级卓越?以马拉松为例,如果世界纪录是2小时1分9秒,那么跑进3小时之内不算卓越。只有跑进2小时10分以内才配得上谈卓越。所以我觉得拔尖人才最关键的是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卓越,为众人树立了标杆。


其次,拔尖人才如果在重要的管理岗位,可以带领整个团队向标杆看齐。优秀的团队,最终还会形成追求卓越的文化。这种文化能让更多人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我实验室里过去十年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是从徽州师范学院毕业的。他为什么厉害?有几个特质:一是他做事上心。他可能不像咱们清华的同学们学习能力、记忆能力这么强,但他每做一件事情都很认真、很上心。二是他能在细微之处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实验结果在最开始的时候模模糊糊、看不清方向,他就能看见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三是他能跟我有良好的互动,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互相讨论、互相启发,产生良性互动


这些特质有时不一定能够在所谓标准化的评估体系、教育体系中反映出来的,但可能在合适的团队环境下被激发。团队对你给予鼓励,给予压力,有时还带来挑战。这三点不见得能被所有人接受。有时优秀的人可能对别人带来的挑战产生情绪化的反应,还有时不自信的人不能正确理解他人给予的夸奖。而拔尖人才可以在这些方面带动引领团队,激发出不同人的潜力。


第三,我们怎么认识拔尖人才?拔尖人才不是自己认定自己优秀,而是因为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被他人认定为拔尖人才。所以说拔尖人才需要有自我认知,也需要有来自团队的他人的认可。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大学教育是个很大的命题,就说我们家儿子的教育,我都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作为过来人,我们很多想法也不见得是对的,只能说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让后代作为参考来吸纳经验和教训。


第一,在当下时代,学习是个一生的过程。我们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像我们所,行政人员使用人工智能协助办公都已经是标配了。学习新知识就应该像吃饭一样,保持不满足感。


第二,现代科学越来越细分化、专业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同学们可能知道的很多东西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说要保持学习,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每个人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特点,同时尊重每个人的特点。


过去标准化的课程设置源于工业时代服务于培养产业工人的需要,而现在需要个性化和差异化。在知识传播完全平面化的时代,每个人的价值表现在能够给人类的知识池作贡献。如果只是吃别人种的粮食,吸收他人的经验,那我们就缺少自己的价值了。想要让自己独一无二,我们还得好好下功夫,不断挑战自我,挖掘潜力,多多尝试。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不应该有一个标准答案。一个健康的社会,最终应当是所有公民都保持身心健康,人人能够发挥出个人潜力,为整个人类社会做贡献。

  

不挑学生的佛系实验室,

怎样保持竞争力?


我们实验室比较“佛系”,不挑学生。基本上有人来求职,有位置空出来就可以。经常有学生找工作的时候找一圈别的实验室不合适,就留在我们实验室了。


我们做科研也比较“佛系”,不跟别人争个你死我活。我们有一套我们自己的科研哲学,那就是别人做的东西我们不做。我们做科研是靠我们自己的积累,靠自己的超前布局,靠自己独特的技术。


当然我有时也会反思这事,佛系也有佛系的问题,毕竟这样做科研效率就不高,没法让学生们更快掌握科研范式。但是反过来这样也有利于发掘出更多可能,发现从其他严格的筛选途径所发掘不到的人才。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位徽州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来申请我们实验室,如果因为他的学历而没有录取他,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和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共事的机会。而且一旦过度接受规范训练,思想就可能僵化。作为一个科学家最终还是要独立解决问题,或者是作为主要负责人来面对科学问题。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最好不同风格的实验室都去经历,开拓思路,让自己既保持思想上的少拘束,同时也掌握学术规范,最后能够打造“中规中矩”的、让整个科学界都能接受的科研产品。


生物科学目前正处在快速发展期,其发展有时并不完全需要很多条件才能够实现。比如说物理学发现基本粒子,需要有大型的对撞机,生物学不一定。以发明聚合酶链式反应(PCR)为例,这是一个获诺贝尔奖的成果。PCR发明者卡里·穆利斯(Kary Mullis)在生物技术公司工作,有一天载着女友开车的时候,他忽然灵光一闪:我如果固定两个primer(引物)在边上,不就能把一段DNA无限扩增吗?他回去以后就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其实这个实验他也没有完全做出来,但是这个想法大家一听,离成功就只差一层窗户纸了。


这样的发现我们大家都有可能做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生物学现在是很有意思的,也是相比起来更容易出成果的。


从做实验的角度看,

国内外的资源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80年代初我在北师大念书,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是一个开始觉醒的时代,从当时的实验条件来讲,跟现在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那个时代,大家极度渴望接受知识、渴望学习。


现在很多人问我当时为什么选择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读博?我说是因为我当时接触到的第一份英文杂志叫《科学美国人》,那是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个英文杂志。当时我经常去图书馆看这本杂志,有一期写的是关于生命科学领域前沿的10篇文章,我发现那10篇文章里有2篇是西南医学中心的老师写的。我心想这个地方虽然我从来没听说过,但肯定是一个科研很棒的地方,10个前沿研究里2个都是西南医学中心的。我到了西南医学中心以后,那两位老师也都分别在85年和94年获得了诺奖。整体来讲,那时候学习资源、知识来源和实验设备都很匮乏。


现在从做实验的角度来讲,国内外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别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实验室还更新,能做的事情更多。清华学生的教育资源更是太丰富了,最近我们北生所的老师现在也进入到清华来了,很多老师在想怎么参与清华的教学,结果来这一看同学们的课表,惊叹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多。跟别的学校比,清华的教学资源就像自助餐一样丰盛。所以我说清华的学生还是要意识到这一点,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教育资源

关于“晓东科启”创新培养项目


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学了很多知识,也学了一些技能,可能还有一些社会实践经验,但这些相对都是比较碎片化的,同学们应该怎么去综合运用?这是我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基本思路。


我当时也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希望同学们加入项目后,我们可以共同商量,把四年本科学习用一个长线目标串起来。那么这个项目我希望是像星辰大海一样广阔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本身不需要完成,它可以是一个实际的研究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宽泛的兴趣领域。希望同学们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学会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应当怎样去破题。


我在北大之前创设过挑战班,现在我在清华创设“晓东科启”做法会有不同。以前主要关注引导学生怎么把学习转化为科研,现在我自己也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我觉得可以更引导同学们怎么把科研转化为产业一线应用。最近有同学提出说想了解一下制药怎么回事,同学们想研究什么方向我们有相应的企业资源,可以把大家送到一线去看看。

本文来自王晓东院士做客清华大学书院时的分享,转载自公众号“书院 从游”。



青年科学家如何“冒尖”:让年轻人全身心做科研

作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自2004年7月试运行起,就开始了大胆的尝试:招聘一帮刚做完博士后的年轻海归担纲实验室主任,开展前沿领域的探索。


“这些30出头的年轻人在国外都没有独立领导过实验室,他们到底能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多远?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也没底。”谈及这一“试验”,所长王晓东坦言。

不过,10年下来,他们走得比我当初预料的还要远。”他说。


自2006年至今,这些目前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的实验室主任仅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科学刊物上就发表高水平论文30多篇,在关乎国计民生的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创造了许多重大原创性成果。比如,邵峰实验室系统揭示了病原细菌入侵和先天免疫系统防御的分子机制,对多个重要人类病原细菌致病机理提供了深入的阐释,对解决败血症这一顽疾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于2013年荣获国际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本土科学家;李文辉实验室发现了乙肝病毒感染人体细胞的受体,打开了根治乙肝的希望之门,他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加入乙肝免疫逃逸评价专家合作委员会……


2012年,全球著名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公布了“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从全球760多名入选者中胜出的28位获奖者,北生所独占4席,每人获得5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


这些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集体崛起的秘密何在?


答案很简单:‘Empower Young People’——为年轻人赋能。”王晓东说,

这些年北生所一直在做的,就是给最有创意、最有动力、最有能力但缺乏资源的青年科学家提供物质和心灵的自由,让他们全身心投入科研。”


  • 给空间——

科研是在不断挑战人类的认知极限,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有可能获得突破,所以一定要尽力为年轻人心无旁骛做科研创造好的条件。

“究竟要不要回国?”2005年下半年,在哈佛医学院做完博士后的邵峰很是犹豫。与王晓东一番面谈后,他打定了回国的主意。打动他的,是王晓东的承诺:“来这里你不用为申请经费发愁,不用到处跑关系。所里每年给你200万元的经费支持;5年后通过评估,每年还会增加100万元。”  更让这些年轻的实验室主任们满意的,是他们在科研上的绝对自由:具体做什么课题、怎么做,以及实验室聘什么人、在经费预算内花多少钱,都由他们自己说了算,所长不加干涉

“这种自由和信任非常难得。”实验室主任朱冰告诉记者,“我们做的都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究竟前面有没有路、哪条路能走通、何时能突破,我自己都不清楚,何况别人?如果领导三天两头来检查,研究肯定做不好。”

有人或许担心:给实验室主任这么大的自由度,他们会不会乱花钱?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北生所有专门负责经费支出的财务部门,每个月实验室主任们都会收到一份详尽的明细单,谁也做不了假账;另一方面,这里的实验室主任年薪较高,没必要在经费上“动心思”。据介绍,对于实验室主任,北生所按照不同的职称,全部实行年薪制: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和高级研究员分别每年为30万、40万和50万元。

“我们的工资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同级别科学家的3/4,能保证大家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不必为柴米油盐发愁。”王晓东说,“科研是挑战人类的认知极限,是非常难的事情,只有全身心地长期投入才有可能获得突破,所以一定要尽可能创造好的条件,让他们心无旁骛做科研。”

在条件支持方面,北生所还有一个“独门秘笈”:公共技术平台(也称辅助中心)。建所以来,王晓东陆续建了10多个公共技术平台,比如影像中心、蛋白质组中心、抗体中心、动植物中心等。这些技术平台向所有实验室开放,提供大型仪器服务和技术支持。“这些技术平台非常重要。”邵峰告诉记者,“生命科学研究需要化学、物理等多方面的技术支持,你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而这些辅助中心给我们提供了最及时的支持,能把我们的创意变成现实。”


  • 加压力——

第一个5年必须做到国际知名,第二个5年要做到国际领先”,随意做是做不好的。北生所一直坚持“国际一流”的标准,严格优胜劣汰。

从事皮肤干细胞研究的陈婷是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后,2012年底签约北生所后,感觉工作有了着落,干活就没以前那么玩命。导师提醒她:你这个样子能在北生所混吗?据我所知,他们的要求并不比我们低。事实的确如此。朱冰至今不忘当年参加招聘的情景:“听晓东讲了他的评估办法,我的汗就下来了。”

北生所的评估标准的确很“邪乎”:实验室运行满5年后,王晓东把工作总结材料寄给10位国际同行,请他们书面回答3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的工作,该实验室主任在你们的研究所、大学能不能得到提升?该实验室主任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们的科研产生影响?根据其5年所做的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也就是说,第一个5年你必须做到国际知名,第二个5年要做到国际领先。”王晓东说。对实验室的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3个问题都要通过。通过评估的续签新合同,通不过的只能走人。

据介绍,10年来约有20%的实验室主任因为没有通过第一轮评估离职。

压力是人才成长必要的条件,随意做是做不好的。因此北生所一直坚持‘国际一流’的考核标准,鼓励大家做别人不敢想、不敢做、做不到的事。”王晓东说,“同时,科研是人类的智力竞赛,必须像体育比赛那样尊重规则、优胜劣汰。”


“晓东对我们一直有很高的期望。”朱冰回忆说:自己到所里一年半后,找王晓东“汇报”工作。“考虑到他比较挑剔,我就讲了一个最重要的进展。晓东听完后说:这个还比较有意思。我说,其余的估计你也看不上,我就不说了。”    “有压力才有动力。”朱冰说,“我后来逐渐意识到,北生所的高标准、严要求其实对年轻人非常重要。如果目标不高、要求不严,人就很容易懒掉。”


  • 造环境——

从所长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没有行政级别,一切唯学术是瞻。努力营造“卓越、平等、合作”的创新文化,让年轻人潜心科研、醉心科研。

除了追求卓越,北生所给记者留下的另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平等的文化氛围

王晓东既是所长,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但同事对他都直呼其名,既没有人喊“王所长”,更没有人称“王院士”;

北生所采取的是合同聘任制,上至所长、下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没有行政级别,“长官意志”在这里不好使,一切唯学术是瞻;

包括刚加入的年轻人,所有主任的实验室面积都和所长的一样大小;

无论是多大的“腕儿”来做学术报告,都是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的本质就是怀疑、就是挑战权威,尤其需要有批判性思维。”王晓东解释说,“批判性思维的前提是平等,平等才可以批判。”

深入人心的平等理念,换来的是学术上的积极讨论和坦诚批评。邵峰告诉记者,每周五王晓东都要主持召开学术研讨会,实验室主任们轮流介绍自己的研究进展,然后互相点评。

我批评过别人,别人也批评过我,都是直截了当、不留面子。虽然当时感觉不太舒服,但事后想想,有批评才有进步。”邵峰说,“如果大家都给你唱赞歌,你就会永远感觉良好、不想改变。”批评并没有影响合作。在北生所,各个实验室之间、实验室与技术辅助中心之间,科研上的合作是家常便饭。


“北生所一直致力于营造‘卓越、平等、合作’的创新文化,让年轻人潜心科研、醉心科研,努力打造展现人类智慧之美的创新平台。”王晓东说,“现在来看,这一目标已初步实现。”


他给记者讲了一个例子:李文辉虽然已是国际乙肝学界的知名科学家,但因为没有做评估,还一直拿助理研究员的工资。“我为这事找了他好几次,告诉他评估完了就可以在工资和科研经费方面上个台阶。他说:评估的事先放一放吧,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李文辉告诉记者,2011年找到乙肝病毒的受体后,他和学生就一直忙于乙肝药物的开发。“药物开发非常难,我们想早一天做出来,为遭受乙肝折磨的人们解除痛苦。”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4-8-4 9:25:11